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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汉代军事信息的传播

浏览次数:88 时间:2019-11-13

檄文最早源自战国,发展到汉代已成为一种日常行政亊务性质的普通官文书,并因此奠定了后来军亊信息传播的体式基础。二、汉代檄文的传播内容结合汉代简牍和相关文献史料,我们发现汉代檄文除了作为普通性的行政官文书之外,它还主要传播如下三方面的军事内容:征调军队在汉代檄是一种用于发兵的紧急军事文书。三、汉代檄文的传播方式通常情况下,作为非公开性的普通文书,汉代檄文一般常常是加封秘传的。五、汉代檄文的传播作用与影响汉代檄文作为一种军事信息传播手段在当时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与影响,如果说汉代的布告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履行着当时朝政新闻发布功能的话,那么汉代的檄文则主要履行着军事方面的舆论宣导功能。

檄文;文书;军事;布告;发布;刘勰;公开传播;讨伐;军情;传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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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檄文最早源自战国,发展到汉代已成为一种日常行政亊务性质的普通官文书,并因此奠定了后来军亊信息传播的体式基础。檄文用于军事信息的传播最初见于春秋战国。到汉代,檄文已经比较发达。但史籍保存下来的这类军事方面的檄文原文并不多。其中比较经典的檄文要属隗嚣的《讨王莽檄》、司马相如的《谕巴蜀檄》、陈琳的《为袁绍檄豫州》,还有七国之乱时吴王的《吴王刘濞遗诸侯书》也算得上是一篇精彩的檄文[1]。这种用于军事传播方面的檄文其源流何自,在汉代的使用情形如何,它是如何履行军事传播职能的,它与当时的露布是否有别?汉代檄文有何传播作用和影响,等等,下面我们就此展开探讨。

一、汉代檄文的源流与形制

对于檄文,刘勰的《文心雕龙?檄移》有比较全面的硏究。他认为用于军事传播的檄最早萌芽于夏朝,当时并无其名。史载周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加以谏阻,并说:先王耀德不观兵,远方有不服者,则“有威让之令,有文告之辞”。刘勰认为这种“威让之令”、“文告之辞”就是檄文的最初源流。檄文的名称到春秋战国时期才真正出现。唐人苏鹗的《苏氏演义?卷下》记载:“檄者,告誓之流……战国策曰,张仪檄楚而始得名。”后经秦代,到两汉时檄文已经广泛运用。在汉代的官文书中,檄文的使用频率相当高。很多情况下它成为当时一种日常行政事务性质的普通官文书[2],用于许多外交事务、行政事务等(可参见《汉书?刑法志》)。檄也不仅如《释名》所云仅为下行文书,也可作上行文书或平行文书[ 3 ]。但绝不仅限于此,有些情况下它并不是单纯的官文书,而是当时较为活跃的一种官方军事信息传播媒介。

刘勰认为, 标准的檄文始于东汉隗嚣的《移檄告郡国》,他称赞隗嚣之檄,已经是“得檄之体矣”。史书记载,隗嚣“善为文书,每上移檄,士大夫莫不讽诵”[4]。可见东汉时期檄文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三国以后,檄文逐步摆脱汉代官文书模式,专门向后来的军事文书发展。陈琳的《檄豫州》已经逐步摆脱原来汉代的官文书窠臼,演变成后来用于战斗的军事文书。

在檄文发达的汉代,它已形成了多种形制。首先檄在汉代本来就是一种书写材料的名称,如居延汉简载:欢喜隧两行栅,檄三,札百,绳十丈。八月已酉输。《后汉书?陈宕传》李注:“檄,板书也。”板书之檄,或许就是木简中的板檄,这说明有些檄是书写于木牍上的[5]。

东汉的文字学家许慎在《说文》中说:“檄,二尺书。”唐人颜师古在《急就篇》解释:“以木为书,长三尺曰檄。”可见檄是一种长2 ~3尺的简牍材料。实际上,汉代的檄有三种形制:合檄、板檄、觚檄等。有时如有急事,檄上可插羽毛,称为羽檄。

“合檄”属于秘密文书,它用两板相合,缠上绳子,压上封泥,以防邮递过程中被拆阅。汉代凡机密的文书一般用合檄,而且可能由专人专送。如汉简记载:“西合檄四,……一封栾延寿印,诣大司农卒史张卿治所。”(II0113⑤:152)[6]实际上合檄在汉代也最为常见。板檄、觚檄在当时则可能采取不加封套的公开传播方式。如在瓦因托尼出土了一枚完整的檄书, 属于觚檄, 它分三个版面记载了如下内容:

十二月辛未甲渠候长安候史徊人敢言之蚤食时临木燧卒举蓬燔一积薪虏即西北去毋有亡失敢言之/十二月辛未将兵屯田官居延都尉渭城仓长禹兼行〔丞事〕广田以次传行至望远止回写移疑虑有大众不去欲并入为寇檄到循行部界中严教吏卒惊烽火明天田谨迹候= 望禁止往来行者定蓬火辈送便兵战斗具毋为虏所萃椠已先闻知失亡重事毋忽如律令/十二月壬申殄北甲[渠](觚之第二面;278.7A ; 乙209 )候长V 未央候史包燧长畸等疑虑有大众欲并入为寇檄到等各循行部界中严教吏卒定蓬火辈送便兵战斗具毋为虏所萃椠已先闻知失亡重事母忽如律令(觚之第三面;278. 7 B ; 乙209)考古学家徐苹芳认为[ 7 ] : 这件檄书先列举了十二月辛未甲渠候长候史和十二月壬申殄北候长候史以及甲渠燧长的敌情报告, 然后发布了警戒命令,宣布在这个地区内施行戒严并进入战备状态。很显然,这枚觚檄是公开传播的。它是都尉府根据有关情报确认敌情严重后向有关塞燧发出的警戒命令, 它要求从殄北候官的广田燧传阅至望远燧。实质上这是边塞地区的警备告TKo对于需要公开化的檄文信息, 汉代常常采取板檄、觚檄这两种形制进行传播。

二、汉代檄文的传播内容

结合汉代简牍和相关文献史料,我们发现汉代檄文除了作为普通性的行政官文书之外,它还主要传播如下三方面的军事内容:

征调军队在汉代檄是一种用于发兵的紧急军事文书。利用它可以征集或调动军队。它既可是一种上级对下级的军事命令, 也可是一种下级对上级或平级的战事请求或情况通报。军队征调、军情的传递, 都是风火大事。有时为了表示万分火急,还“插羽以示迅”,插羽相示,名之为羽檄。汉高袓刘邦时曾“以羽檄征天下兵”[8],唐人颜师古解释:“檄者,以木简为书,长尺二寸,用征召也。其有急事,则加以鸟羽,示速疾也。”《说文》:“若以急,则揷鸡羽而遣之,故谓之羽檄。言如羽之疾也”。可见,檄本来是一种用以征召的文书,羽檄就是在这种文书上插了鸟羽,表示情况紧急。这里的檄是皇帝的发兵诏书,用于奏报紧急军情时插羽毛以示紧急。淮南王刘安想发兵造反,曾派人假持羽檄从南方来,造谣说:“南越兵入界!”[9]当然也有不插羽毛作为告急发兵之用的,如明帝永平年中廉范为云中太守,匈奴入塞侵犯, 按照以往惯例, 进犯的匈奴超过五千人,就要通知邻郡相救。“吏欲传檄求救”[1°],廉范不听从他们的意见, 而是亲自带兵上阵迎敌。此例可以说明若遇到大规模的敌寇来犯,可用檄书向旁郡告急求救发兵相助。这是平行级别的军队征调檄文。

征调檄用于调动军队或传递紧急军情,由于涉及军事秘密,其信息内容可能不公幵。但用于传播的工具可能是公幵的, 如檄上插羽,其紧急传递的情形沿途可能还能看见。东汉刘陶在其奏折中言道:“窃见天下前遇张角之乱,后遭边章之宼,每闻羽书告急之声,心灼内热,四体惊竦。”[11]这里的“羽书告急之声”让刘陶“心灼内热,四体惊竦”,由此也可表明羽檄在传递紧急军情时其情形似有传播的公开性特征。

我们可进一步以三国时期的史料作佐证。如:魏武奏事,边有警,辄露版插羽以檄,急之意也。[12]这里的“露版插羽”,即为不加封套的羽檄,它很能说明即使是军情紧急的羽檄也存在公开传播的情况。《晋书?甘卓传》也有“露檄远近”、兴兵讨伐的记载。

羽檄的公幵性和紧急性有时还可能给百姓制造一定的惊恐气氛。《艺文类聚?十五》载陈王植作的《卞太后诔》:“皇室萧条,羽檄四布。百姓嘘欷,婴儿号慕。”描述的便是当时羽檄四布所致的人心惊惶的混乱现象。

讨伐敌人

汉代也有用于征伐敌人的檄。它强调告誓和讨伐,一般用来声讨敌人的罪恶,瓦解敌方军心,获取民众的舆论支持。这样的例子很多。较早的讨伐檄是西汉末年东郡太守瞿义举兵反王莽,他另立天子,“移檄郡国”[13],揭露王莽鸩杀孝平皇帝,矫制称号,罪大恶极,号召共行天罚,各郡国为之震动,兵力迅速发展到十余万。还有隗嚣作《讨王莽檄》,指出逆天、逆地、逆人的伪莽政权已经面临土崩瓦解之势,晓喻和号召民众要“各安其所”。后来刘勰称赞说:“观隗嚣之檄亡新,布其三逆,文不雕饰,而辞切事明,陇右文士,得檄之体矣。”意思是隗嚣的《讨王莽檄》已经奠定了后来军事檄文的基本体例。

这类檄一般在文中直接要求公开传播,陈琳曾在《为袁绍檄豫州》中要求“布告天下,咸使知圣朝有拘逼之难,如律令”[ 1 4 ],隗嚣在《讨王莽檄》中要求:“申命百姓,各安其所,庶无负子之责”,以达到震慑敌方、安抚百姓之目的。

晓谕军情

汉代檄除了用于征讨和征召之外,它有时是一种纯粹的军情通报晓谕。如用来报知军情,告知警备:警备檄已移,今宜禾都尉复移檄言:当守酒泉。破胡燧檄到,各警备、循行。明告吏卒:谨遂望,警烽口。(《敦煌汉简》1248)这是一份警备檄。它是边塞发现敌情时,命令各候官、部、亭燧等加强警戒、防备来敌入侵的文书。由其中的“明告吏卒”便可知道它不是一般的军事官文书,而是让一定范围内的吏卒知情的军事告示。还有如东汉初年叛军王郎曾移檄悬赏“十万户”[15]购求光武帝,这里的移檄实际上是一份告小。

最典型的如汉武帝时期司马柜如作《喻巴蜀檄》,檄文旨在安抚、晓谕巴蜀百姓。他担心远处高山深谷的人不能普遍知晓,要求檄文一到,希望赶紧下发各县,让百姓都知道皇上的心意,万勿疏忽。其晓喻性相当强,算是一道稳定巴蜀民心与军事柜关的宣传性非常强的诏令性布告。

以上三大内容除了征调军队的檄文有时需要保密之外,其他的大多需要公幵、广泛的发布,后来朝代用于军事信息传播的檄文类别在汉代就巳经基本成型了。

三、汉代檄文的传播方式

通常情况下, 作为非公开性的普通文书,汉代檄文一般常常是加封秘传的。

我们知道,军事信息的传播有时可以而且需要进行公幵,但有时属于机密不能公开。对于不能公开传播的军事信息在汉代则可能用两板相合做成“合檄”,扣以绳子与封泥,由专人急送。如:檄二封书二封。檄二、其一封居延都尉章。

一封郑强印;书二封,居延垂印。(285 .23甲2411,《居延汉简》甲编)由简文可知,两檄都加有封泥,并盖有官私印信。一为居延都尉的官印,一为郑强的私印。有学者指出,这种合檄显然是得檄者才可开封阅视[16]。

但对于一些需要公开传布的檄文,它依据内容的不同分为如下三种传播方式:一类是传写悬挂。

对于一些不需保密而又需要逐级下达的檄文则采取类似布告的发布方式一传写[ n ] 。传写一般按照行政级别由高到低逐层传抄,传抄时不加封缄,逐级转达。如《居延汉简》中关于传写檄文的残简有:团子甲渠守候谓第四候长建等,檄到,传写此。(27 . 26 甲 209)

四月甲戍,曱渠候官告尉谓士吏候长写移檄列口。(42 .18 甲 320)

正月癸已,甲渠彰候喜告尉谓第七部士吏候长等, 写移檄到, 言士吏候长候史循行。(159 .17 甲 942)

一些晓谕性的檄文除依次传写之外,有时在抄写之后悬挂出来,以便吏民能够充分了解其中的内容。汉简中很多这样的记载,如:“写移檄到,具写檄扁口口亭隧高显处,令吏卒明”等等,这也是檄文的一种发布方式。另一类是传行布告。

对于一些需要广泛公开传播的内容则可能以板檄、觚檄的方式传行公布。

汉简中有很多“隧次行”的记载。据汪桂海的硏究,“凡‘隧次行’者,多为露布,即需要公幵传递的文书, 逐隧传递意在沿途传阅,寓传递与传阅两重性”[ 1 8 ] 。这种用于边境的“隧次行”就是典型的传行布告。

另外, 史书记载最多的是——传檄而定。这里的“传檄”即传布檄文。问题是汉代檄文究竟是如何传布的?

由于檄文的传播讲究快捷性,所以它的发布与布告的张挂或题壁[ 1 9 ]可能有别。前者是讨伐前的一场心里战,它一定要赶在讨伐正式幵始前完成好宣布与布告, 否则便成为“马后炮”,失去宣传效果。正因为如此,汉代檄文很可能有着它独特的传播方式——传行布告。可佐证的史料是:成皋令任伯嗣碑:……君未到郡,先腾檄告,论以信义,绳以宪度。狂狡丑类,畏怖。或豫降服, 或走逃窜。居民安业,商旅通济。?不战而寇息,罚未加如……[2°]

《说文》曰:“腾,传也。”腾檄也就是传檄相告。腾、传通用,很能从字义上说明檄文的发布可能不只是固定的张挂,有时甚至是驰行布告。这里成皋令传檄布告,最终没费一兵一卒平定了叛乱。

再次是散发。

除了传行布告之外,檄文可能还有种一种发布方式是公开散发。公元23年,王郎谎称自己是汉成帝的儿子刘子輿,在邯郸建立了一个新的割据政权。并悬赏10万户通缉刘秀。刘秀逃到了信都,打算与无恶不作、恶名昭彰而又领兵数十万的义军城头子路、力子合作。而信都太守任光反对刘秀与他们的合作, 主张发布檄文, 征讨叛贼。后来任光“多作檄文”,制造声势,说刘秀率领城头子路、力子都兵百万人从东方过来,专门讨伐各路反贼,并“遣骑驰至巨鹿界中,吏民得檄,传相告语”[21],加上又施用计谋,制造假象,迷惑敌人。各郡县听到任光利用檄文捏造的这个假消息,都吓破了胆,最终开城求降。这里任光派遣了轻骑传布檄文,而且不排除以类似今天传单的形式将檄文散发于边界的民众之中。否则史书何言“吏民得檄,传柜告语”呢?

由此可以印证,汉代檄文可能存在着一种独特的发布方式——散发。可以佐证的是, 《三国志?魏志?卷二十六?牵招传》载,明帝太和二年,身为关内侯的牵招护送乌丸校尉田豫出塞,田豫被鲜卑族的首领轲比能围于马邑城,向牵招发出求救。牵招在军队救援的同时还发布檄文鼓舞豫军,打击虏寇。史书是这样记载的:又并驰布羽檄,称陈形势,云,当西北掩取虏家,然后东行会诛虏身。檄到,豫军踊跃,又遗一通于虏蹊要,虏即恐怖,种类离散。这里的“驰布羽檄,称陈形势”,其中的“驰布”很可能就是派吏卒驰行宣布或散布,檄到田豫军中后,豫军受到鼓舞与激励。相反,他对当时的虏寇是怎样传布檄文的呢?“又遗一通于虏蹊要”,这里的“蹊要”指要路。其大意是将檄文散布一通于虏寇出没的要路之处。由此可进一步证明当时的檄文有着散发这样的发布方式,而且散发的地点一般为交通要路或人多之处。

汉代檄文的传播速度如何?汉代简牍所载的烽火品约中,多次提到在风急雨大、天气状况恶劣,匈奴入侵,烽火不能正常传播紧急消息时,一般都要派驿马传檄,往往是“人走马驰”,风驰电掣。由此可知檄文因为事涉军情的紧急,这种信息的传播常常昼夜兼程,接力运行,非常快捷。如东汉末年东郡太守桥瑁就曾诈称“三公”,“传驿州郡”[22],发檄文讨伐董卓。

正因为檄文传播如此快捷,所以在个别情况下,与军事无关的信息传播有时也被动用军檄。如《后汉书?李固传》载,李固曾上奏举报南阳太守髙赐等贪污受贿。高赐等非常恐惧,于是一起重赂大将军梁冀,“冀为之千里移檄”,试图阻止李固抓捕高赐。类似的例子还见于《后汉书?桥玄传》中,也是梁冀动用“驰檄”庇私营救陈柜羊昌。梁冀作为大将军,有檄文的动用权。“千里移檄”李贤的解释是:“言移一曰行千里,救之急也”。据《汉官仪》记载当时驿骑的速度:“三骑行,昼夜千里为程。”

《西京杂记》曾记载汉代枚皋的文章敏疾,司马长卿却制作淹迟,“军旅之际,戎马之间,飞书驰檄,用枚皋。廊庙之下,朝廷之中,髙文典册用相如”。[23:其中的“驰檄”描述的是檄文的传达风火驰行。可见当时军檄的传播速度是何等的快捷。它远非一般官文书的速度能相比。

总的而言,我们认为汉代檄文的传布有可能存在着传行布告或散发的方式,有时也有传抄悬挂甚至密封加印的方式。和一般官文书不同的是,它强调内容的紧急和传送速度的快捷,常常昼夜兼程地运行。

四、汉代檄文与露布的区别

据我们巳有的硏究[ 2 4 ],汉代的露布并非用于军事“告捷”,它在当时实际上只是一种不缄封的文书传播方式,意在彰露、布告,将信息公开传播,通告各地。

汉代的文书简本身一般都有封泥槽,正常情况下在封印时都要将其捆束打结,如不用绳子捆结,“仅将封泥捺入封泥槽内,其上用印即可,这应是所谓的‘露布’文书”[25]。如当时皇帝颁发的赦赎令、大臣有关皇帝丧葬礼仪的奏请、大臣在国有大丧时的政治表态及对有关官员的举报和揭露等内容一般曾用“露布”的方式进行发布。《后汉书.李云传》载李云曾“露布上书”,东汉学者蔡邕的《独断》也载汉代皇帝的赦令、赎令一般要“露布下州郡”,等等都是这种情况。

《文心雕龙》解释露布为“露版以宣众”。唐人封演的《封氏闻见记》解释:“露布……盖自汉以来有其名。所以名露布者,谓不封检而宣布,欲四方速知,亦谓之露版。”实际上汉代露布在大多情况下为布告体下行文。其内容多为皇帝的诏令以及地方政府的消息。与后来朝代的露布相比,汉代露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并不用于军事报捷,而是当时朝政消息的一种公开传播方式。

那么汉代檄文和露布是什么关系呢?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檄,皦也。宣露于外,皦然明白也。张仪《檄楚》,书以尺二;明白之文,或称露布”。其大意为,檄是清楚明白、公开传播的一种文体,它“露板不封,布诸视听”,张仪檄楚时,就使用了一尺多长的不加封套的露板形式传播信息,这就是露布。

从刘勰的论述可以知道,露布在春秋战国时期只是檄文内容的一种公幵表现形式,它并不是后来的官方战报。到了汉代,依然还是这种情况。如:诏昱诣尚书,使封胡降檄。[26:鲍昱是东汉初年比较著名的奉法守正的官员。他在做司隶校尉时,光武帝刘秀曾诏他在招降胡人的露布上加封自己的印章,签注姓名。可按照当时的规定,类似这样的露布应该由司徒签署盖印。光武帝让鲍昱签署的目的,是希望让人知道他善待忠臣,使前司隶的儿子又做了这个官职。

在这条史料中,唐人李贤是这样解释的:“檄,军书也,若今之露布也。”其意思是檄为军情通报,相当于唐代的露布。此处的檄实际上是一份露布天下的招降诏告。露布乃是檄文内容的一种呈现方式。

元魏以后,露布才用于军事传播。如三国时期马超谋反,劫持贾洪作露布讨伐曹操,贾洪不得已而为之,当时的司徒钟繇一眼就看出此露布系贾洪所作。自此露布才开始用于军事传播。(见清赵翼《陔馀丛考?露布》:“自贾洪作此讨曹操后,遂专用于军事。”)魏晋时期露布正式用于军事捷报的传播[ 2 7 ]。隋唐时期已出现书之于帛,建之于竿的报捷露布。

由此可知,檄文在汉代已经发展成为一种较为成熟的普通官文书和军事文书,而露布在当时仅仅是一种公开化的信息发布方式。它并不用于军事传播,更未发展成为一种军事性的官文书。

五、汉代檄文的传播作用与影响

汉代檄文作为一种军事信息传播手段在当时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与影响,如果说汉代的布告在更大的程度上是履行着当时朝政新闻发布功能的话,那么汉代的檄文则主要履行着军事方面的舆论宣导功能。这种舆论宣导更强调幵导、劝服、化解, 有时甚至是直接的军事威慑。

首先,汉代檄文是帝国政府进行輿论宣传的重要手段。《苏氏演义?卷下》载:“檄者,告誓之流。……檄者, 激也, 以词旨慷慨发动之即檄最大的一个传播特点是“激”,“激”是指“以词旨'睫慨发动”。即通过慷慨的词旨来使人激发、振动。北宋的张表臣在其著作《珊瑚钩诗话》中说:“檄者,激发人心,而喻之祸福也”。这些论述都揭示出了檄本有的宣传鼓动性。而一般的官文书并不具备这样的特点。和诏令布告不同的是,檄文“橘诡以驰旨,炜哗以滕说”,即它凭借内容的诡橘和文字的华美来制造輿论声势,实现某种宣传意图,如幵导、劝说、化解等等。

前面提到的“降胡檄”,它实际上是露布天下的招降檄告。檄告中光武帝不加盖尚书令的印章,却印上鲍昱姓氏,其意在借降胡檄旌表忠臣之后, 广示天下知闻, 从而形成有利的輿论。

公元74年东汉重新设立西域都护,耿恭被任命为戊己校尉。他到任后,“移檄乌孙,示汉威德”[28],通过发布檄文晓示乌孙国,宣扬汉室威德,乌孙国最后向汉朝献名马表示臣服。这里耿恭未动一兵一卒,利用檄文展开輿论攻势进行劝导,臣服了乌孙国。

公元前130年,唐蒙出使夜郎、熒中,曾征发巴蜀吏卒千人,后引起了巴蜀之民的惊恐与騷乱。武帝于是派司马相如赴西南责斥唐蒙。司马柜如发布《喻巴蜀檄》,晓之以理,临之以威,宣之以德,最终化解了当时紧张的局面。后来东晋文学家李充在《翰林论》中高度评价柜如的《喻蜀老》传播了 “德音”[29]。刘勰也称赞相如之檄:“有移檄之骨焉。”刘勰解释:“移者,易也;移风易俗,令往而民随者也……”大意是说,移文的作用主要是改变对方意志,使人们照着移文的批令行事。此言更直接地揭示了檄文的輿论宣传本质。

其次,汉代檄文是帝国政府实施军事斗争的辅助工具。

汉代檄文不只是一种輿论宣传手段,有时它还是一种重要的军事斗争工具。东晋文学家李充在其《起居戒》中认为:“而檄不切厉,则敌心陵;言不夸壮,则军容弱”。(《御览》五百九十七)清人王兆芳《文体通释》认为:“檄,军事所征召而激动者也。主于扬激军情,词意急切。”檄文只有“事昭而理辨,气盛而辞断”才能产生精神上的威慑,而且行文常常“虽本国信,实参兵诈”,从而使讨伐或晓谕的对象震惊和恐慌,最终达到开战前彻底摧毁敌方之目的,即刘勰所说的“使百尺之冲,摧折于咫书;万雉之城,颠坠于一檄者也”,谓百尺之高的要冲,摧折于八寸长的短书,万雉的城楼为一纸檄文所粉碎,这样的描述非常形象,这里檄文就完全变为一种军事斗争的权诈之术。这种权诈之术的功效到底如何?

汉末文学家陈琳的《檄豫州》,对曹操出身,身世、品德,作了一一的揭露,甚至连他“破官裸尸,掠取金宝”的盗墓行为也都曝了光,曹操读后,连头风疾病也被治愈。后来刘勰认为陈揭露太过分,“章实太甚”,“发丘换金,诬过其虐”。檄文在军事行动中的斗争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不过这种威慑性效果的产生不完全只是单纯的檄文言词的作用,只有在以强大的军事力量或者是个人威望作后盾的情况下,它才能收到“传檄而定”、“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传播效果。这也许就是汉代檄文广用于军事传播的真正意义之所在。

东汉初建,农民起义攻城略地,群雄割据,局势很不稳定。建武二年,山东张步兄弟各拥强兵占据齐地,其他农民起义军也活动在青、徐一带。光武帝于是特地拜素重节操的伏隆为大中大夫,命他持节赴青、徐二州进行招抚。伏隆亲撰檄告,陈说利害,晓以大义,“青徐群盗得此惶怖” [3°],纷纷归降。张步也遣使者随伏隆赴洛阳上书,表示归汉。这是伏隆成功利用仅200多字的移檄布告使青徐二州的群盗归降的例子。

又如东汉时期江夏郡有个叫夏喜的黑社会老大,谁去也弹压不了,于是朝廷起用秉公执法、不畏权势的董宣为江夏太守,董宣赴任的路上,给夏喜传了一道檄文。史书是这样记载的:移书曰,朝廷以太守能禽奸賊,故辱斯任。今勒兵界首,檄到,幸思自安之宜。喜等闻,惧,实时降散[31]。等董宣到治所,夏喜就来自首了。这里是董宣是以他个人在朝廷“能禽奸贼”的威望,在“勒兵界首”的情况下,移檄劝服,终于使夏喜等叛乱分子得到了归顺、降散。

最后,汉代檄文与传布朝政消息的露布、布告相互配合共同履行着帝国军事、行政方面的传播使命。

秦汉帝国实行集权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是依靠文书实施管理。汉代朝政消息的传播,如国家政令、皇室大事以及一些重大社会新闻等等,这些内容涉及到一般民众,则以布告、露布的方式按照行政级别,逐层公开传达到普通百姓。在当时不具备邸报的情况下,布告和露布作为一种公幵化的信息传播方式很好地履行了帝国行政方面的传播使命,它起着类似邸报的告知作用。

而汉代军事消息的传播,如征调、讨伐、告知等方面的信息,则以既可秘密传播又可公幵发布的檄文进行传播。由于它有时更强调时效性和公幵性,而且内容和言辞上慷慨壮烈,激动人心,因此它有着不同于布告、露布的传播方式,除了传写悬挂之外,它还可以进行传行、散发,将消息及时传布到百姓中。两汉时期的檄文名作,大多出于军事目的。它作为帝国政府维护正常社会秩序的一种重要宣传手段和进行军事打击的辅助斗争工具,很好地履行了帝国军事方面的传播职能,它与传布朝政信息的露布、布告一起为帝国政府高效率治理大一统的国家提供了传播制度上的保证,共同履行着帝国的军事、行政方面的传播使命。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之一,基金编号为09CXW002。

(作者: 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副教授)

注释:

[ 1 ] 以上檄文分别见于《后汉书 卷一三 隗嚣传》、《汉书 卷五七下 司马相如传》、《文选 卷四四》、《史记 吴王刘澳列传》。

[2]见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李均明:《简牍文书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260

  • 265页。

[3]见卜宪群:《秦汉公文文书与官僚行政管理》,《历史硏究》1997年第4期。

[4]《后汉书 隗嚣公孙述列传》。

[5]连劭名:《西域木简中的记与檄》,《文物春秋》1989年Z1期,24页。

[6]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133页。

[7]徐苹芳: 《居延、敦煌发现的〈塞上蓬火品约〉一兼谈汉代的蓬火制度》,《考古》1979年第5期。

[8]《汉书 卷一 髙帝纪》。

[9]见《后汉书 卷三十一 廉范列传》。

[10]《后汉书 卷三一 廉范传》。

[11]《后汉书 卷五十七 刘陶传》。

[12]尹韵公:《三国时代与新闻信息传播》,《中国文化硏究》1997年第1期。

[13]《汉书 翟方进传》。

[14]《全汉文 卷九十二 陈琳 为袁绍檄豫州》。

[15]《东观汉记校注 卷一》:“赵王庶兄胡子立邯郸卜者王郎为天子, 移檄购求公十万户,光武为王郎所追,至饶阳,称邯郸使者,入传舍。”

[16]见陈振裕:《湖北楚简概述》,《简帛硏究》第1期,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

[17]黄春平:《从出土简牍看汉帝国中央的信息发布》,《新闻与传播硏究》2007年第4期。

[18]见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185页。

[19]黄春平:《汉代朝政消息的发布——布告》,《新闻与传播硏究》2010年第3期。

[20]《全汉文 卷一百 阙名》。

[21]《后汉书 卷二十一 任光传》。

[22]《后汉书 袁绍传》。

[23]《西京杂记 卷三》。

[24]黄春平:《论汉代露布》,《深圳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25]见汪桂海:《汉代官文书制度》,广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16页。

[26]《后汉书 卷二九 鲍昱传》。

[27]《资治通鉴 卷二六九 后梁纪》载:“王命掌书记王缄草露布,缄不知故事,书之于布,遣人曳之。”胡三省注:“魏普以来,每战胜,则书捷状,建之漆竿,使天下皆知之,谓之露布。露布者,暴白其事而布告天下;未尝书之于布,而使人曳之也。”

[28]《后汉书?耿恭传》。

[29]〔宋〕李昉:《太平御览 卷五百九十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30]《后汉书 卷二十六伏 隆列传》。

[31]《后汉书 酷吏列传 董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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